明式家具繁榮的前夜。
今天我們談論明式家具，目光往往首先落在那些黃花梨、紫檀的器物上。圈椅的弧線舒展含蓄，畫案的
邊抹起線干凈利落，仿佛這種簡潔與風雅是從這片土地上自然生長出來的。然而在明代開國之后的近兩
百年里，宮廷與民間使用的仍是宋元以來的軟木髹漆家具。
雙層九子漆奩 1972年湖南省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明令規定：“公侯及以下官員的木器不許用朱紅及抹金、描金”——漆飾的秩序，才
是家具地位的最高標尺。
清 黃花梨鑲大漆描彩龍紋靠背椅（一對）
那么，是什么打破了這種沉寂？是什么讓硬木家具在明代中后期驟然崛起，并成就了世界家具史上難以
逾越的高峰？
禁海絕材
明代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面對的是元末戰亂后的凋敝與東南沿海的倭患。為了禁絕海道，靖清海氛
他頒布了嚴厲的海禁令，民間私人出海貿易一律視為非法。
明太祖 朱元璋像
然而，海禁并不意味著明朝與海外完全隔絕。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寶船遠達東非，
聲勢浩大。但鄭和的航行是純粹的官方行為，本質上是朝貢貿易——海外諸國以進貢的名義帶來本地物
產，明朝則以數倍價值的賞賜回贈，謂之厚往薄來。
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幣。
——《明史冊·鄭和傳》
這種貿易不計成本，圖的不是利潤，而是萬國來朝的政治面子。鄭和船隊帶回了南洋硬木，但這些材料
僅供皇室賞玩和少量制作，從未進入民間市場。下西洋的壯舉在宣德年間戛然而止，其后朝廷更趨保守
鄭和的航海檔案被官員刻意銷毀，理由是“費錢糧十萬，軍民死者萬計，無益于國”。
明代出口青花瓷
朝貢貿易萎縮之后，民間走私卻在暗處蓬勃生長。浙江、福建沿海的私商船隊偷偷駛往呂宋、暹羅、爪
哇，帶回香料、象牙，當然也包括紫檀和花梨。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但走私畢竟冒
險，規模有限，且隨時面臨官府的緝拿。嘉靖年間，朝廷加大海禁力度，試圖根絕走私，結果適得其反
—沿海商民被逼得走投無路，紛紛加入海盜集團，倭患達到頂峰。
明 《抗倭圖卷》
禁海不但沒能肅清海上不安定因素，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寇”。直到隆慶元年（1567年），這一年，福
建巡撫涂澤民上奏，請求開放海禁，允許民間商船前往東西二洋貿易。剛剛登基的明穆宗采納了這個建
議，在福建漳州月港正式設立督餉館，開港通商。
明 隆慶帝畫像
這是自洪武以來近兩百年里，朝廷第一次允許私人合法出海。月港從此成了一扇窄門，卻涌進了整整一
個時代。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局部 明中期蘇州城繁榮景象
開關之后，大量中國商船駛往馬尼拉、大泥、交趾，與西班牙、葡萄牙商人交易。中國的生絲、絲綢、瓷
器換回了巨量的白銀。從1567年到明朝覆亡的七十余年間，經由月港流入中國的白銀約有3.3億兩，占當
時全球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
與白銀一同登岸的，還有東南亞與海南島的花梨、紫檀。這些硬木第一次以商品的姿態自由進入內地，不
再是貢品，不再是奇珍，而是可以用白銀買來的尋常材料。
中國國家博物館 《瓊州海黎圖》中運木場景
這些珍木從漳州上岸，沿著水路運往蘇州、松江、嘉興——那里有中國最發達的商業網絡，也有一批等
待時機的匠人。隆慶開關的意義于中國家具史來說，遠遠超出了貿易本身。它解決了明式家具最根本的
物質前提：材料從哪里來。沒有這道閘門的開啟，也許就沒有明式家具在明中后期的輝煌。
匠籍束身
材料有了，還得有人來做。但在宋元至明朝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匠人并不自由。其原因在于，元代
遺留下來的匠戶制度在明初被完整繼承。工匠被編入專門的戶籍，稱為匠籍，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
匠戶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輪班匠，他們隸屬工部，每隔幾年就要從原籍地自帶工具和口糧，長途跋涉到
京城服役，每期少則一兩個月，多則半年；第二種住坐匠則常駐京城官營作坊，每月服役十天以上。這
些匠人實際上是國家依附民，勞役繁重且無報酬，很多人不得不靠典賣兒女來維持上路盤纏。
更嚴酷的是，這份勞役是世襲的。父親是匠人，兒子也只能是匠人，不能考科舉，不能經商改行。一道
戶籍鎖鏈，將手藝人世代束縛在官營作坊里。
《魯班經匠家鏡》部分插圖
長此以往，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終于推動了上層的制度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開始推
行納銀代役——輪班匠若不愿親身赴京，每月可繳納一定銀兩，以代勞役。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
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繳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
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半于官，故謂之一條鞭。”——《明史·食貨志》
南匠九錢，北匠六錢。這是一項務實的改革，官府管理不善，匠人消極怠工，與其讓他們在官府里磨洋工
不如收銀子省事。
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國十四萬多名輪班匠，每人每年只需繳納足額“班匠銀”，官府則用
這筆銀子另行雇工。
納銀代役看似只是交幾兩銀子，實則是一種根本性的解放。匠人不再被官營作坊捆綁，可以自由擇業，
可以將自己的手藝拿到市場上換錢。這種解放的意義，在隆慶開關之后迅速顯現——硬木材料大量涌入
匠人又有自由身，二者在江南相遇，便催生了民間硬木家具制作的熱潮。
明 黃花梨獨板三圍屏羅漢床
當時蘇州、嘉興、松江一帶，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商人從月港買來硬木，交給蘇州的匠人加工
蘇州匠人以精工細作聞名，刨子、鑿子、鋸子在他們手中運用自如。榫卯工藝在硬木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黃花梨質地堅硬，不易變形，恰好能承受精密而復雜的榫卯結構。
明 黃花梨羅鍋棖馬蹄腿八仙桌
木材本身的紋理得以呈現，黃花梨行云流水的鬼臉紋、紫檀沉穆靜穆的底色，第一次被當作審美的主角。
匠人的自由，是明式家具崛起的第二道閘門。
文臣秉政
材料的問題解決了，制作的問題也解決了。那么，誰來為家具定調？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朱元
璋以謀反罪處死丞相胡惟庸，隨即下旨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制，并留下一句祖訓：后世子孫不得復設丞相。
皇帝要親自統領六部，大權獨攬。
朱元璋的用意是防止權臣篡位，讓國家權力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然而，一個人處理天下事務終究是
有限的。朱元璋本人精力過人，曾在八天之內閱覽奏章一千六百余件，處理政務三千余項，但他的子孫沒
有這份毅力。
建文四年（1402年）開始，明朝就已經出現了內閣制度。起初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班子，但到了
明中后期，內閣權力不斷膨脹，首輔儼然已是無丞相之名的丞相。
明 《五同會圖卷》 佚名
內閣成員皆出自翰林，翰林又來自科舉。整個明代，文官們通過層層科舉選拔，形成一個既服務于皇權、
又與皇權博弈的龐大官僚體系。這就十分耐人尋味了，廢除丞相，非但沒有削弱文官集團，反而讓他們以
一種更隱蔽、更穩固的方式掌握了國家權力。
文人一旦掌握了權力，便自然而然地開始定義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而這種定義，需要物質基礎
來支撐。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為文人的審美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沃土。
自宋元以來，江南一直中國的經濟重心。到了明代，農業上推廣雙季稻與套種技術，糧食產量大幅提高，
松江府“邑中女紅之業，衣被天下”，湖州府“蠶桑之利，甲于東南”。紡織業的發達催生了一大批專業
市鎮，每個市鎮都有自己的拳頭產品。市鎮之間水路相通，商賈云集，形成了一張密集的商品流通網絡。
古往今來，財富的積累大多最先體現在居住上。于是，造園就成了江南士紳階層最熱衷的消費。蘇州的拙
政園、留園，太倉的弇山園，嘉興的勺園——一座座私家園林在嘉靖、萬歷年間大量出現。這些園林不僅
需要建筑，更需要內部的陳設。廳堂里擺什么、書齋里用什么、臥室里放什么，都成了需要精心考量的事
情。
蘇州拙政園 太師椅
“古人鼎彝俱有底蓋，今人以木為之，烏木者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諸俗式。”
——文震亨 《長物志》
這一時期的文人不僅僅是園林的主人，更是家具的設計者與品評者。他們有豐厚的收入，有大把的閑暇
也有對生活品質的極致追求。
“細木家伙，如書桌禪椅之類，余少年曾不一見，民間止用銀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韓與顧、宋兩家公子，用
細木數件，亦從吳門購之。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紈绔豪奢又以櫸木不足貴，凡床
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范濂 《云間據目抄》
文人以自己的審美標準過濾掉了繁縟的雕飾與艷俗的鑲嵌，將硬木自身的紋理與色澤推到前臺。他們崇尚
簡潔、素雅、含蓄，推崇計白當黑的美學。匠人們憑借精密的榫卯與鋒利的刨刃，將這種美學付諸實踐。
我們如今所說的文人家具，正是來源于此。回望繁榮前夜，明式家具在隆慶、萬歷年間的崛起，路徑清晰
而必然。三股力量在隆慶、萬歷年間交匯，便催生了那個硬木家具璀璨的時代。我們今天把玩一把明代的
黃花梨圈椅，看到的是優美的線條與溫潤的包漿，卻未必想到——那條曲線的背后，是一道海關的奏折，
一本匠籍的注銷文書，一間文人的書齋，以及江南一座園林里的某次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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